《开县志》第二十一篇 社会风土

2010-07-26 17:01   来源:     编辑:唐超  评论0人参与

  第一章  宗教

  第一节  天主教  基督教

  天主教。1810年,法国人尚维善在重庆创办天主教总堂,派国人陈神甫来开传教,设立开县分堂,是为天主教传入开县之始。该教发展最盛时期为1916-1929年间。1949年全县有教徒4076人,神职人员8名。设汉丰镇、南门场、临江市3个堂区,各堂均有神甫1名负责传教活动。该教曾在汉丰镇举办过经书学校及施药室。几个教堂共有田租86石,房屋68间。其活动经费主要靠收租课,其次由重庆总教堂按月付给神甫生活费银元20元。

  基督教。1901年,德国人吴本馥首次来开县传教,设立教会于南门场、陈家场,继后在县城成立教会,兴建教堂。1932年由英国牧师步青云、石静安、艾礼富等来开传教。1944年后,则由开县人甯维道负责管理教会。1949年,全县有汉丰镇(辖江里、东里各堂)、浦里(辖浦里一带各堂)两个牧区,14座教堂(汉丰镇、温泉、临江镇、长店坊、中和场、铁锁桥、清平寨、巫山坎、邓家场、陈家场、南门场、赵家场、岳溪场、红花园),牧师、传道人员6人,教徒879人。房屋13所(占地16.5亩),牧租课91.4石。曾在县城内开办过福音小学、福音女校和药房一处。抗战时期,曾组织“开县妇女传道服务团”,为伤兵缝制棉衣、棉鞋。其活动经费3/4靠地租收入,1/4由教徒乐捐。

  天主教和基督教,自鸦片战争以来, 曾被帝国主义者作为对我国进行政治、经济和大发5分11选5文化侵略的工具,多次遭到我国人民的反抗。1907年5月,开县“红灯教”在浦里一带捣毁天主堂和福音堂。新中国成立后,宗教界开展了反帝爱国运动,推行了独立自主、自办教会和自传、自治、自养的“三自方针”。1951年开县天主教和基督教分别成立“三自革新委员会”,举办了“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华罪证展览”。由于土改是地没收了各教堂出租的土地,私房改造中,政府又经租了教堂的部份房屋,以致教会收入减少,神职人员生活失去来源。人民政府采取安排就业、补助、救济等措施,解决他们的困难。“大发5分11选5文化大革命”前夕,全县尚有天主教堂3所,参加礼拜活动的40余人;基督教堂1所,参加礼拜活动的30余人。

  1984年“圣诞节”,县城内天主教有300多人,基督教有270余人参加礼拜活动。

  第二节  伊斯兰教

  清雍正年间,伊斯兰教随着回民的迁徒而传入开县。先是回族黄丰泰、黄春茂、马登荣、余家安、余家邦等从湖南、湖北迁居县城带彭门街,随后又有定、铁、苏、穆、皇、李、王、海、伍、武、张、刘等姓氏的回民从外地迁入此街定居。清光绪年间,已成为回民聚居区。因汉、回民族习俗不同,常发生纠纷。政府当局为了调和民族间的矛盾,便决定将“带彭门街”更名为“教门街”,明令禁止猪肉和生猪进入此街。

  1949年,开县汉丰镇、临江镇两地有伊斯兰教徒200多人(其中临江19人),县城有清真寺一座(占地约160平方米)。该寺建于清雍正年间,由“阿言”主持教务工作,先后担任“阿言”的有黄季聪、马季丰、刘明初、李仙洲等人。1961年后,即无“阿言”。1917年,清真寺办小学一所(后并入公立小学)。1940年,成立了回教协会,海阳山任总干事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有教徒213人(其中临江37人)。

  第三节  佛教

  据清代陈昆所撰《重修大觉寺碑记》称“寺创建于建安二十四年”,可知佛教早在东汉末期即已传入开县。源善和尚,清光绪二十八年,为大觉寺主持僧。民国时期,四川省长刘湘曾封源善和尚为“善功法师”,掌握万、开、云、奉、两巫寺庙。

  1922年9月,开县居士邓灵芝将自购之“明藏”一部布施给大觉寺。嗣经北京政府内务部转呈大总统批准明令颁给。

  1936年,“开县佛学社”成立,余郅廷、徐子卿为社长。1939年,开县佛学社,延重庆北碚汉藏教理院代院长法尊法师来开县讲经。

  1939年冬,三合场白水寺(今白水阉)的寂节和尚创办汉丰佛学院,招收开县青年僧伽20余名入学。翌年冬,该院聘重庆发松法师及圣芳、海印诸师执教。

  1941年春,大觉寺创办佛学院,由唯圣、慧海2法师主持教务,师生共20余人。1942年,雪松法师任大觉寺主持,温泉、镇东、临江、三合、铁桥等佛学社相继成立。大觉寺佛学院发展到有学员100余人,学生全系下川东各县的青年僧伽,分甲乙两班授课,开设英文、数学、佛学、常识等课程,当时四川省第九行政督导区专员曾德威曾任该院名誉院长。 同年春,雪松兼任白水寺、汉丰佛学院长,由映月、净智等法师主持教务,有学生20余名。

  抗战时期,两处佛学院发起组织僧侣服务队,参加救护工作。1947年6月,大觉寺佛学院举行第一期毕业典礼,有佛学界人士参加,曾出版《院刊》一辑。

  1948年,全县佛教有寺庙82座,田产300亩;和尚140名,尼姑23名;佛教会会员84人,大觉寺佛学院师生56人。大觉寺一直为全县佛教活动中心,拥有大小殿堂及房屋60多间,供有数百佛像,其中有铜铸佛像60余尊,常住和尚71名,出租田产100多石。县内较著名的寺庙还有白水乡的白水阉、三合乡的中峰寺、临江镇的东岳庙、厚坝乡的观音庙、温泉镇的罗汉洞、大进乡的天子庙、灵通乡的金瓶寺等。

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寺庙出租土地被没收,原有僧尼纷纷还俗成家,佛教活动终止,所有寺庙均作了他用。

  第四节  道教

  道教何时传入开县,无考。清咸丰《开县志》载:“汉张道陵曾寓开县之安乐山。宋苏轼有书并序。”该志总纂陈昆对此已提出置疑,在按语中说:“道陵寓开,不见他说。东坡亦不闻至开……故因府志所录,始芟之,而仍留之,以备考”。经查《苏轼诗集》等书载,张道陵、苏轼所过之安乐山,系合江县之笔架山(古名安乐山),并非开县的安乐山。

  县城西北郊的东岳庙为开县道教徒活动的中心。此庙据碑载始建于明代,内有正殿3楹、复殿3楹及全套生活用房,占地10余亩。周围古木成荫。1934年成立开县道教会,会长王园法。1948年10月,开县道教会改组为四川省道教会开县分会,共有会员32人(分布于全县12个大小宫观),会长刘明辉(解放前夕逃跑)。

  道教活动的经费来源主要有:田产(共24亩)所收租课,平时香火,求神问卦收入,会员所缴会费和平时化的“功果”。

  土改时,各地宫观田产被没收,道土、道姑都还了俗,宗教活动停止,所有宫观均作了他用。

  第二章  帮会

  第一节  袍哥

  开县的袍哥组织始于清末,辛亥革命前,县城内外只有袍哥堂口5个,均发源于“古汉公”。辛亥革命后,发展到15个,即:古汉公、义胜公、忠义公、盛景社、西胜社、汇文社、奎文社、汉丰社、维新社、普通社、汉胜社、共和社、普济中庸社、怡翕和社、同汉公。民国3年2月,袁世凯下令解散袍哥组织,7月底,全县取缔袍哥公口234处,收缴底金万余元。民国18年,范绍增驻防万县,支持袍哥组织复活,县城内两大袍哥组织--“西胜公”、“集信长”同时建立起来。接着,义胜公、忠义公、汉江社、文峰社、胜友公、中双社、同仁益、汉兴公、义胜和、礼聚公等堂口亦先后成立,各乡、镇的袍哥组织也发展很快。

  新中国成立后,对袍哥组织一般成员,阐明政策,不予追究;对罪大恶极的袍哥首要分子,坚决打击。袍哥组织的活动亦告终止。

  第二节  青帮

  抗日战争胜利后,青帮发展到开县。1947年扈作汝在县城“恒庆生”药房代师收徒30余人,继后有董怀亮、张揆伯、江东浦等在开县收了一批徒弟,青帮组织逐渐发展起来,但人数不多。新中国成立后,打击了有罪恶、民愤的青帮头子,一般成员概不追究。青帮活动终止。

  第三节  行会

  行会,是旧社会同一行业的人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结成的小团体。行会订有行规,有共同崇拜的偶像和大家推选的会首(亦称行头)。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行会和会期,届时举行集会以示纪念,并进行改选会首,修订行规,筹集活动资金和吸收新会员等活动。民国时期开县有以下一些行会。

  新中国成立后,经过对农业、手工业、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,各行会的成员均分别加入了本行业的工会、协会,所有旧行会自行解散。

  第四节  会道门

  开县会道门组织名目繁多,遍布城乡,计有先天大道、神兵、性理道、忠恕道、先天一贯大道、皇极道、归根道、秋祖龙门道、孔孟道、无极道、中庸道、万国大刀会等12种,在开县解放前夕共有道徒近万人。

  一、先天大道

  先天大道,又名剑仙道,民国初期为道首刘道生所创。此人以治病、宣传佛学为名,到处欺骗群众,发展组织。所收道徒有两种:一种是修清规的,多系老年人;一种是修红福的,都是青壮年。入道时,每人将全家人的生庚八字写给道首,缴一箱黄表纸烧后即可。1949年开县有道徒179人。

  二、神兵

  清光绪年间,周士刚在大慈山雷神庙一带组织神兵。以设坛祭神,喝了神水就“打不进杀不进”的幌子迷惑群众。1928年2月,结发道人来到开县九龙山传道收徒,8月曾率领神兵攻下临江镇,9月攻打县城失败。次年8月,神兵被驻军和民团剿灭,结发道人被杀。以后,神兵组织在开县仍不时有所发展,全县有张维珍等8个支系,共有成员9百多人。1940年4月,神兵头子鲁树林、雷八字等率领道徒在原属谭家乡的银子包暴动一次,被县府请来正规军配合 民国剿散。1951年2月,神兵头子周刚、彭海涛、袁春堂等在九龙山举行暴动,杀死农会主任王行伦等6人。人民政府立即派兵剿捕,镇压了匪首周、彭、袁,其余按罪行轻重,亦依法分别作了处理。

  三、性理道

  1949年7月,万县陈宗玉、刘铭芳来开县创办性理道,在县城东街皮家巷皮德沛家设立大群佛坛,陈宗玉任点传师兼坛主,刘铭芳任副点传师,下设天才、地才、文书等职务。是年8-10月,陈、刘广收徒弟,发展组织;天才、地才、人才以降沙盘,讲圣谕妖言惑众。其道徒入道时,每人要缴入道费银元6角以上。下设分坛有:西华坛(西津坝)、文理佛坛(东街)、陈乐佛坛(小南街)、三元佛坛(较场坝)。该道共有成员107名。

  四、忠恕道

  忠恕道于1910年由万县魏恒丰传入开县,初在县城东街“洪吉祥”商店创立同善社,善长韩子明。1926年,由谭炳成、陈惠珍继任善长,1933年迁绣衣池改名济生堂,设文书、果证、道经、明察、庶务5股,均有股长。1949年5股为5社,由原股长担任社长。该道为扩大组织,在临江、温泉、铁桥、赵家、陈家、南门、宣汉县分设事务所,每所设有所长,统由县善堂领导。该道共有成员565名。

  五、先天一贯大道

  先天一贯大道,又名西华堂、青佛道、普渡门、金丹教。清光绪年间陕西西乡一老道魏龙兴来开县发展丰乐乡的徐友太、大德乡的邱端玉及三合场的傅加乐入道,继由徐等各自分别逐代发展起来。该道有众生、天恩、正恩、引恩、保恩、顶航、十帝等道职。入道的人都必须吃长斋。1949年有成员339名。

  六、皇极道

  皇极道,又名皇极归根道。1904年,该道师尊王家蒙(綦江县人)、谭兴文(忠县人)来开县明星乡黄家湾传道,并在黄家湾设立1个坛。后道徒增多,分为4个坛(明星乡黄家湾、太平乡黎子岩、陈家乡方家湾、邓家乡黎家湾)。道内分众生、领职、天恩等职。凡入道者,须缴入道费银元2元,宣誓后方为正式道徒。该道1949年有成员376人。

  七、归根道

  归根道,又名归根门。民国初期由城口蒙蒙溪传入开县,道首龚克端、黄兴碧常在白泉、关面、满月等地发展道徒,从事道务活动。凡入道者须缴功德费。道内分众生、执事、五行、十帝等职务。该道1949年有成员39名。

  八、秋祖龙门道

  1949年6月,重庆总坛的万世芬来开县创办秋祖龙门道,在横街子李家公馆设总坛,名“处家坛”,大肆宣扬“秋祖龙门道信五祖、五母,入道后可以免罪,修行成仙。”直到1950年上半年止,共收道徒40余人,以后就停止了活动。

  九、孔孟道

  孔孟道,又名圣人道。1903年,彭前扬(新津县人)来开县城东街皮农巷皮绍武家创办遗德学校,彭任校长,彭死后,由上以绍武、张明九继任。后迁至大慈山,改名为古辅仁学社,下设5个分社:大慈山及城内明德学校为觉一社,渠口幺古坪为觉二社,铺溪为觉三社,猪草坪为觉四社,城同人皮家巷为觉五社,各社设正副社长、庶务、交际、文书、会计等职。入道者须缴入道会银元5角以上。该道1949年有成员181人。

  十、无极道

  无极道于民国20年由向荣山(宣汉县人)传入开县。起初,向流窜于紫水乡一带医病,在群众中吹嘘“无极道的六字真经、金光咒、准提咒念了能成仙成佛,并能治病”。民国21年,发展了第一名道徒陈锡三,随即由陈发展30余人,后共有成员43名。该道每年做会6次,散布封建迷信,迷惑群众。平时借治病,看风水诈骗群众钱财。

  十一、中庸道

  中庸道由万县响水滩人谭俭信来开县岳溪一带发展道徒。民国36年左右,在开县设坛53个,有道徒5千余人。入道者须缴银元2元。每年做“春祈”、“秋报”会两次,对道徒讲“条规谕章”,灌输封建迷信思想。

  十二、万国大刀会

  1929年,由云阳县道首张大防来开县复兴乡忠兴村,欺骗群众学法术,继后收要子龙、张里成为徒,并在该乡花包寨成立“万国大刀会”,发展道徒10余名。不久,县府闻讯,派团练搜捕,围焚花包寨,击溃“万国大刀会”,但其组织尚未彻底摧毁。该道共有成员21名。

  以上12种会道门组织大都由国民党军政官吏及封建恶霸掌握,以行医、传教等为外衣,借装神弄鬼,消灾免劫,修仙成佛等手段,麻醉群众,骗取钱财,欺骗平民,是反动阶级统治人民的帮凶和工具。解放后,群众觉悟不断提高,各会道门的丑恶面目日益暴露。人民政府在1951年对反动会道门进行处理和打击,但其中部分顽固分子仍不改恶从善,弃旧图新,他们暗地里采取种种阴险手段,破坏革命和建设事业,有的甚至组织暴动。开县人民委员会于1958年11月23日发出“严厉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”的布告,依法惩处了一批首恶和骨干分子,一般道徒均主动申明退道。

  第三章  风俗习惯

  第一节  衣食住行

  一、衣

  清代,各级官吏的衣冠服式,均有统一规定。民间男的着大襟长衫,早期为大袖,晚期为窄袖;女穿大襟短服,均为大袖长裤。绅士则穿长袍马褂。戴顶顶帽(即爬皮帽)。富豪之家穿戴绫罗绸缎,贫穷者衣着均为土布大襟与膝长的衣衫。民国初期,开县偶有着中山服、西装革履的出现,但被视为奇装异服。城乡士绅仍穿长袍马褂,头戴博士帽、上层妇女穿旗袍短袄,缎面绣花便鞋。农村老年人仍穿土布长衫,男女青壮年多着朴素短服,头包白布长帕,以利劳动。

  共和国时期,衣着变化甚大,男子多穿中山服(干部服),妇女大都着对襟短衣。50年代初,妇女干部以穿列宁服为主,乡村多着大襟短装。70年代前,男女服装面料以细布、府绸、卡叽、哗叽、灯心绒等为多,多为篮色、灰色、黑色。70年代后逐步出现化纤织品,服装样式仍然变化不大。改革开放以来,社会上服装样式举不胜举,西装革履正由城镇推向农村,妇女服装花样繁多,色彩艳丽。大城市的流行时装也很快传到县内城镇。

  二、食

  清代及民国时期,人们饮食,贫富迥异。富户之家以大米为主,个别富家一日三餐,均不离荤腥。逢年过节、红白宴会不少了山珍海味,饮必醇酒香茗。中等人家粗细粮兼食,每月初二、十六打牙祭(即吃肉),逢年过节、红白宴会以猪肉为主,间以鸡鱼办“十大碗”筵席,浦里南门、岳溪一带时兴“扣碗席”,饮白酒粗茶。贫家小户平时汔粗粮薯类,油荤稀簿,逢年过节才吃一顿大米干饭,打一次牙祭。如遭灾荒,则喝羹羹糊糊,吃糠咽菜,更谈不上饮酒喝茶。

  共和国时期,人民生活大大改善,场镇居民均食大米(从1954年开始口粮实行定量供应);农民细粗粮兼食。“大跃进”时期,农村兴办公共食堂,生活集体化,饮食习惯大改旧观,到处都吃“罐罐饭”、“篓篓饭”。1980年,群众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,农副产品比较丰富。城乡人民均主吃细粮,猪肉、禽蛋成了“家常便饭”,婚丧嫁娶竞相攀比排场,吃喝更为讲究,一般设宴10数席,多者100余席,每席4盘10碗,丰盛者至三四十盘,山珍俱备,海味齐全,名烟名酒,糖果糕点,均甚讲究。

  三、住

  清代、民国时期,开县城乡住房等级差别甚大,城镇的官吏、巨贾均住砖木结构的楼房或大院,平民则住低矮的木板瓦屋,贫苦居民则在城墙、僻巷搭窝棚居住。农村富绅都建有土(砖)木结构的瓦房庄园,石砌箭楼(即碉堡),绕以围墙。庄户人家则住低小的瓦屋、茅舍。还有不少贫苦农民栖身于草棚、岩洞。

  共和国时期,人民居住条件日益改善。60年代左右,县城房屋一般为砖木结构的平房或二三层的楼房,70年代末至80年代,汉丰镇一批钢筋混凝土的六七层高楼鳞次栉比地兴建起来,农村也兴建了一批砖木、水泥结构的瓦房小院或楼房。但多数农民仍住土墙瓦屋,住草棚、岩洞的人极少了。

  三、行

  解放前,开县交通闭塞,行路艰难,有钱者出门则坐轿、骑马。运输货物离不开肩挑背驮。共和国时期,交通事业发展很快,现在县内的公路已与四邻各县连接,各区镇均有公路供汽车行驶,农民赶场乘车极为方便。城乡人家买有自行车的很普遍,1985年全县共达8837辆,摩托车也不少。长途跋涉,肩挑背驮,逐步为机动车辆所代替。

  第二节  婚姻  丧葬

  一、婚姻

  清代及民国时期,县内男女婚姻,一直遵行“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”的封建婚姻制度,一般经过媒人撮合、发口八字、上门相亲、下聘订婚、择吉报期、娶亲拜堂6个步骤,男女婚事即告完成。此外,还有几种婚姻形式:

  童养媳(俗称“小媳妇”):年幼女子(几岁或十几岁),因父母死亡或家贫,未娶即到婆家为媳,为其干活,待成年后才举行婚礼。童养媳大都遭到公婆的歧视和虐待,处境低贱悲惨。

  指腹为婚:两家原系至亲挚友,双方妻子怀孕时即指腹为婚,分娩后如一方是男,一方是女,便正式定婚。

  过门守节:清末,仍有个别封建思想严重者,未婚女媚已死,仍将女儿送到男家为媳,终身守节不嫁。

  一子祧两房:兄弟死后,仅有一子,无子者将侄儿过继,共同抚养,成年后,两房为其各娶一妻,以图生子传宗接代。

  再醮:又称“改嫁”,过去叫“出姓”。民国时期,寡妇再嫁,被人歧视,境遇凄惨。再婚时,富有人家只能坐小轿,贫家小户则是步行,到了婆家不准从大门进去,只能从后门进屋。

  自由婚姻。民国中期,开县青年知识分子中已有男女双方,互相爱慕,自由结合的。

  新中国成立之后,才从根本上废除了极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。1953年国家第一次公布新婚姻法,男年满20岁,女满18岁,只要双方本人同意,经村公所介绍,区、乡人民政府登记,发给结婚证书,即算正式结婚,受到法律保护。男女双方在领取结婚证书后,举行简单仪式,宴请少数客人。一般不要彩礼,不索嫁奁,不收贺礼,树立起20世纪的婚礼新风。

  十年动乱期中,封建思想、资产阶级思想回潮,嫁娶奢侈之风,旧的一套繁礼缛仪一度泛滥。

  1980年后,新婚姻法重新修订公布,提倡晚婚晚育,男子年满22岁,女子年满20岁,始准结婚。同时,大力提倡婚事新办,举行集体婚礼,也有旅游结婚者。

  二、丧葬

  县中旧俗,凡人将死之际,其家属、子孙环跪其前,燃香烛,烧纸钱,俟其断气,名曰“烧落气钱”。随即鸣锣请水洗尸,名曰“洗神澡”。接着将尸体移于木板上,称为“下榻”。然后子孙齐集装殓入棺,谓之“亲视含殓”。将棺材于堂屋正中安放,方着手筹办丧事。富贵之家发出“讣告”,贫家小户用口信通知亲友。家中则请道士数人,制灵牌供于柩前,在锣鼓声中,诵咒念经,叫做“开路”。又请堪舆(俗名“地仙”)看风水,觅吉地安葬。数日之内,吊者盈门。死者子孙,披麻戴孝,称为“孝子”,孝子必向来宾叩头致谢。安葬前夕,丧家治筵招待吊客,赠每人白布一块(短者1尺,长者5尺)包在头上,谓之“戴孝”。致吊者赠丧家以赙仪、挽联、至亲挚友则以吹手锣鼓、狮子,一般亲友送泥塑三牲祭礼,富有至亲则送真猪、羊、鸡、鱼致祭。

  当晚锣鼓喧天,鞭炮轰鸣,杂耍狮舞,通霄达旦,是谓“坐夜”。富贵门第,是夜还要举行“点主”、“坐所”等仪式。次日清晨出殡,早饭后,敲锣打鼓,子孙扶榇,亲友送葬,将棺材抬至墓地安葬。葬后还要将灵牌捧回,供于堂上。每逢七日,必请道士或僧侣念经焚帛,是谓“应七”,七七截止。满百日做道场一次,谓之“招亲”。凡逢周年,还得请道士诵咒念经,超度亡灵,是谓“斋醮”。时满3年, 则大做道场3-7日,然后将灵牌捧出烧毁,至此,服丧始告完华。一般平民丧事程序差不多,但较为简便。

  旧时丧葬,封建迷信色彩浓厚,礼仪繁琐,浪费钱财。富家借办丧事显赫门庭,挥金如土;贫者地无立锥,只有“打冷埋”、“讨地埋”。

  新中国成立后,破除迷信,摒弃陋习。提高丧事简办,人死后,亲友赠以挽联、花圈、祭幛,开个追悼会,即行安葬。只是农村办丧事尚残存一些旧的痕迹。1977年11月,县内兴建火葬场一座,当年仅火葬尸体11具。以后,随着宣传大发5分11选5教育的深入,具体政策、措施的落实(1984年县人民政府明文规定,除大进、岩水、正坝、天白、岳溪5个区离公路5公里以外的边远地区为土葬区外,其余地方都划为火葬区),火葬日益普及,1985年,全县共火化尸1250具。

  第三节  时令节日

  一、传统节日

  1、春节

  春节是我国人民的传统节日,从古至今,人们都特别重视,过节时间长,内容丰富多彩。开县习俗,从腊月初八吃“腊八饭”开始,二十三过小年,三十团年,除夕守岁,元旦出天行,正月初一、二、三拜年、请春客,初九登高,直到十五闹元霄,春节才算过完。

  迎春盛会:开县旧俗,“立春”前一天,县城举行隆重的迎春仪式,城乡男女老少,打扮一新,云集县城看热闹。迎春仪式由县官主持,全衙文武官员都得参加,县长乘八抬大轿、其余乘小轿或骑马。庞大的仪仗队作前导,中间高抬着用纸、竹扎成的芒童、耕牛。在喧闹的鼓乐声、鞭炮声中,浩浩荡荡的迎春队伍游街一圈,然后到老关咀河坝举行祭祀、耕稼仪式,县长亲自犁田、插秧,以示重农,教民稼穑。

  新中国成立后,春节这个传统节日被沿袭下来,国务院规定放假3天。开县城内人民在节日里或慰问烈军属、离退休干部,或探亲访友,或参加各种文娱体育活动。县内各场镇影院昼夜不停地放映各种影片,较大的场镇还有龙灯、狮舞。县、区、乡层层举办文艺调演,并开展篮球、排球、乒乓球等竞赛活动。

  2、清明:

  清明节时,开县城乡,家家都要挂坟扫墓,缅怀祖先。早年由宗族清明会主办,置三牲酒醴、香帛纸烛,游祭列祖列宗之墓,墓扫毕,参与者齐集墓地野餐。建有宗祠的,则回祠堂聚餐,俗称“吃清明会”。解放后,“清明会”消失,但每到清明节,挂坟扫墓者仍不少。民间还有吃“清明粑”的习俗,即采名叫“清明菜”的野菜,拦和米面、红苕、糖类做成粑,蒸熟食之。

  3、端午节:

  农历五月初五,相传为屈原投江祭日。开县汉丰、温泉、临江镇等地,间亦继承古风,举行“赛龙舟”活动。家家户户包烷粽子、蒸包子、吃包面、喝雄黄酒。门前悬挂菖蒲、艾叶以避邪、疫;又以绿色绸布做成小猴儿系在儿童身上,俗谓可减轻痘麻。这些网俗相沿至今。

  4、中元节:

  农历七月初一至十五,开县旧俗,迷信传说“冥府开放,让鬼魂回家探亲。”各宗教团体,有举办“盂兰会”做“放生法事”等迷信活动。城乡人民多于这段时间设酒肴祭祀祖先,并烧化纸衣、纸钱,以寄托怀念。解放后,破除迷信,不再做“盂兰会”和“放生法事”,但烧纸钱,设酒肴祭祖先的仍不少。

  5、中秋节:

  农历八月十五日为中秋节。开县民俗,是日白天将糯米蒸熟后,用芦竹舂融,做成“糍粑”,拌糖食之。入夜,全家大小围席而坐,品尝月饼、瓜果。如逢秋月皎洁,人们精神倍爽,欣赏月华。亦有人于是夜窃别人园中瓜果,叫“摸青”,将摸来的瓜果,伴以鼓乐,送至乏嗣之家,名曰“送子”(寄希望于来年生子)。解放后,偷瓜送子的陋习已被革除。中秋赏月的传统仍被继承下来。

  二、民国时期的法定节日

  1月1日   中华民国开国纪念

  3月29日  革命先烈纪念

  8月27日  孔子诞辰

  10月10日  国庆

  11月12日  孙总理诞辰

  以上纪念日,均休假一天,并举行纪念活动。

  三、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节日

  元旦节:公历1月1日法定休假一天。

  国际劳动妇女节(亦称“三·八”节):3月8日,各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女职工休假半天,县和基层妇联都举行座谈会或表彰先进的活动,以示庆祝。

  国际劳动节:5月1日,法定休假一天,并举行各种庆祝活动。50-70年代,县、乡党、政机关分别召开群众大会,会上可表彰先进模范人物或举行其它活动,以示庆祝。

  青年节:5月4日,各级共青团组织都要开展纪念活动,表彰各条战线上的优秀团员、先进青年,发展一批新团员,并开展一些文体活动。

  国际儿童节:6月1日,全县各小学、幼儿园的少年儿童休假一天,参加各种公益或文体活动。城、镇各影剧院半价或免费供小朋友观看节目,少先队组织一般要举行新队员入队宣誓仪式,有的还要举行野餐、文艺表演等活动。

  中国共产党诞生日:7月1日,各级党组织都要举行纪念活动,党的基层组织还要评选出先进党支部和优秀党员。

  建军节:8月1日,县委和县府都要对当地驻军和军事部门进行节日慰问,组织专业或群众艺术团体作慰问演出,开展一次拥军优属活动。

  教师节:1985年1月,全国人大六届第九次会议通过以9月10日为教师节。县、区、乡各级政府开展慰问教师和表彰优秀教师的活动。

  国庆节:10月1日,法定休假两天。50年代,城乡场镇一般都由当地党政机关召开庆祝大会。80年代,中央决定不再组织游行,但各单位扎彩坊,贴标语,办专栏,各文娱场所都上演精彩节目,已成定俗。

  第四节  禁忌

  旧社会,由于封建迷信思想的影响,民间禁忌甚多。较普遍的有:

  忌屠:每逢早象严重,忌宰杀牲畜,以求苍天保佑,早降甘露。

  忌串门:丧家及遭火灾之家,其家庭成员7日内不外出串门,以免将“灾星”带到别家。

  忌扫地:大年初一、立春忌扫地,否则当年跳蚤多。

  忌出门:春节期间,不过正月初三不开大门,妇女不到别家去。产妇未满月不出自家大门,未满40天不进别人家的大门,以免给人带去晦气。

  正月忌头,腊月忌尾。正月初,腊月末均忌说不吉利的话,否则会出事故。

  忌粪。每月初一、十五忌挑粪,否则多灾难。

  七不出门,八不归家。即每月逢七忌出门,逢八忌归家,否则不吉利。

  忌“放快”。逢年过节及每天早晨忌“放快”(即说不吉利的话),否则做事不顺利,等等。

  以上禁忌,随着大发5分11选5文化、科学知识的普及,现在相信的人很少了。

  第五节  历史陋习与社会病态

  吸毒:鸦片战争后,烟毒传入开县,吸毒者初时多为富户豪绅、官吏流氓。民国9-24年,农村大种鸦片,城乡烟馆林立(且登记向政府纳税),烟毒泛滥,吸毒者遍及社会各阶层。民国25年,政府明令禁烟,农村虽不种鸦片了,但吸毒、贩烟毒者仍未减少。地方官吏和恶霸互相勾结,把持贩运烟毒品,并从中渔利,抗日战争后期至解放前夕,烟毒仍然有禁不止,吸毒升级为吗啡。不少人吸素养成瘾,体质赢弱,形容憔悴,荒废生产和工作;有的甚至倾家荡产,沦为娼盗、乞丐。新中国诞生后,烟毒才基本肃清。

  赌博:赌博泛滥是旧社会的普遍现象。赌博遍及开县城乡,每当逢年过节、红白宴会,赌风更盛。富绅巨贾多押“红宝”、打麻将、扑克,赌注颇世,一般赌徒则摇“单双”、掷骰子、打纸牌、推牌九,赌注较小。因赌博倾家破产,沦为盗匪者屡见不鲜。解放后人民政府明令禁止赌博,赌风基本绝迹。70年代中期至现在赌风复辟,有蔓延之势。

  嫖妓:民国时期,开县城内兴隆街、绣衣池、小南街私设的妓院不少,农村场镇亦有少数暗娼。解放后,党和政府重视对此类人员的大发5分11选5教育工作,让其积极从良,以从事正当职业或以劳动谋求生活,妓女基本绝迹。80年代又有卖淫、嫖娼的现象出现。

  温汤井元宵对骂:每年元宵佳节,温汤井玩罢龙灯,河东、河西两岸群众便提灯携凳,鱼贯上山,围坐山头,设案秉烛,摆上烟茶,然后,公推几位声音宏亮的男女,轮流指名道姓地黩骂对方,并且互不插咀打岔,都洗耳倾听。骂完一阵之后,群众就鼓掌喝采,借以助威。任何人不得加以阻止或事后报复。被骂者一般都是平时横行乡里的豪绅恶霸。骂的内容全是这些人暴发横财、男盗女娼、家私艳史和欺压良民的丑恶劣迹。那些平时作恶多病,自忖要挨骂的人,每到这晚,只好规规矩矩,闭门青听。此举虽属陋习,但也是劳苦大众向权势者进行斗争的一种手段。

  打醮:旧社会,人们慑于旱、涝、雹、虫等自然灾害,于是求神保佑,每年春耕大忙前,由地方绅士出头,发起“打醮”。请僧道于当地寺庙内做法事数日,所需费用,按户摊派。既耗钱财,又无济于事。

  看风水:堪舆之道,所谓龙、穴、沙、水,迷信者甚多。认为埋的祖坟,修的住宅地势好,子孙即可升官发财。有权有势者为谋取好阳宅、墓地强占平民良田熟地,整得别人家破人亡。

  算命、看相:有些人受“生死之命,富贵在天”宿命论的迷惑,欲预卜一生的吉凶祸福,便请“八字先生”算命或“相师”看相。这些迷信职业者为骗取钱财,便用一套模棱两可、似是而非的语言,胡编乱诌地给以说明指点,有的人竟深信不疑,听到好的沾沾自喜,听到不好的就悲观失望,这样听天由命,不求进取,贻误事业,害人不浅,有的甚至酿成种种悲剧。

  测字、抽彩条:与算命、看相本同无异,算命、看相系卜一生之休咎。测字、抽彩条乃问一日一事的吉凶。操此术者摆摊于街头巷尾,求卜者路过时随手拈摊上一纸筒,上书一句或几句话,由摆摊者信口解释、发挥,求卜者则以此推断当日运气的好坏,做某事的成败吉凶。本属无稽之谈,偏有人信以为真。

  渡关:解放前,父母为子女消灾免难,请巫师(端公)做法事,搭桥渡关,请当地有名的人或高龄者(亦有请叫化子的)赠送礼物,为其接关,贫穷者有以碗相赠,是谓“长命碗”。

  送岁鉴,财神:旧时春节,有一些贫苦人,除夕之夜,齐集临江镇东岳庙内,静候新年“岁鉴”。正月初一黎明前,长老和尚做法事、抽签后,将签文用红纸书写贴于正殿大灯笼上,候签者立即用小块红纸照抄或用木板刻印后,随即将复制的岁签挨门挨户分送,人们便从签文来推测当年年景的丰歉,并给送签者以食物或“红包钱”。还有一些穷汉则用小块红纸印上赵公元的图像,以拜年方式送给家家户户,博得主人的欢心,弄点吃的或“小惠”。

  招影子:迷信思想严重的人,患病不求医服药,认为是影子(即魂魄)被鬼神慑去了。于是请端公、道士至其家,做法事把影子招回来,病就会全愈。

  观花、问水:迷信思想严重的人,患病即疑鬼神作崇,请巫婆、神汉至其家,设坛祭神发相,或说或唱,一派胡言乱语,弄得病家不知所措。近十年来此项陋习又有所抬头。

  盗匪、兵患:民国时期,开县盗贼蜂起,土匪猖獗,兵患频繁,广大人民深受其害。地方豪绅、恶霸与匪徒勾结,坐地分赃;政府、官吏收受贿赂,得钱卖放。因而盗匪更加肆无忌惮,为所欲为。他们明目张胆,数十人结伙趸起“棚子”,昼夜不分,拉肥绑票,拦路抢劫。民国9年,仅临江一带就有土匪棚子100多个。民国14年,农历十月二十四日晨,开江匪首方麻子,率匪徒1000多人,持枪掳抢临江市,抢走鸦片300多挑和大量金银、绸缎、布匹,拉肥300多人,街上不少居民被洗劫一空,衣食无着。民国35年3月至36年4月,仅一年之内各乡向县政府呈报的抢劫案,竟达70次之多,匪徒们十几人,数十人结伙,荷枪实弹,乘黑夜破门入室,杀人越货,大肆抢劫民财,社会治安极为混乱,人民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。

  民国9年江防军、民国11年机关二连、民国13年烂八连,在开县拉扶、抢劫、骚扰百姓。民国21年,崔二旦的队伍驻扎开县,在谭家、大进一带,奸掳烧杀,无所不为。开县解放前夕,吃光队路过开县,到处打家劫舍,搞得人心惶惶,鸡犬不宁。

  男蓄辫:封建礼教,男尊女婢,视妇女小脚为美,女孩从小即用布条缠足,使脚掌纤小,名曰“三寸金莲”,实则使妇女终身成残。民国时期,禁止缠足,但穷乡僻壤,仍有积习难改者。解放后才根本革除这一陋习。

  杀女婴:旧社会重男轻女,认为男可以传宗接代,“女生外向”,生女婴的产妇也受到歧视和冷遇。因而有的人家(多为贫困户)便把女婴溺死在浴盆内,或扼杀于襁褓中。此种陋习,直到解放后才基本杜绝,只是在农村仍有少数遗弃女婴的现象。

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人民群众思想觉悟不断提高,以上陋习逐步被革除。

  第四章  方言  民歌  民谣(谚)歇后语

  第一节  方言

  开县方言一部份与湖南、湖北方言相同和接近,因为开县部份居民早年系从湖广移来,一直保存湖广方言。特别是正坝区的廖、刘等姓居民在民国时期仍在家里沿用“新化腔”。一部份属于四川方言,与川东各地相同。

  开县的方音和普通话或四川方音比较,显著的特点是没有鼻音n,而混为舌边音l,如把“牛”(niu)读成“刘”(liu);对h和f的字读音混淆,如将“花”(hua)读成“发”(fua);将“飞”(fei)读成“灰”(hui);将“风”(feng)读成(hong)等。在音韵方面,也因地域辽阔,县境之内各不相同。在中兴、巫山两乡,明显和开江接近;岳溪区一带与万县音韵相同;岩水、白泉、满月等乡音韵接近巫溪、城口。

  第二节  谚语  民谣  歇后语

  一、谚语

  男子无志,尽铁无钢;女子无志,烂草麻绒。穿不穷,吃不穷,算计不来一世穷。逢贵莫赶,逢贱莫懒。勤喂猪,懒喂蚕,二十八天捡现钱。人在人情在,人死两丢开。孝顺的儿女。不如忤逆的夫妻。种坏庄稼误一季,讨坏婆娘误一世。一天攒一口,一年攒一斗。家财万贯,不如簿艺一身。家中有金银,隔壁有戥秤。兴家犹如针挑土,败家好比水推沙。忍气能生财,和气家不败。忍却一日之气,免得百日之忧。教子婴孩,教妇初来。好事不出名,恶迹传千里。寒时办来急时用,急时办来不中用。果子好吃树难栽,粑儿好吃磨难捱。出门看天色,进门看脸色。好儿不得良田地,好女不穿嫁时衣。在家不会迎宾客,出门方知少主人。人老才乖,姜老才辣。有借有还,再借不难。家有一老,黄金百宝。

  二、民谣

  匪如梳,兵如篦,团防犹如刀子剃。

  头天过万县,二天打回转,连翻两座山,你看难不难。

  前世作了恶,这世进山河。爬的猴儿坡,过的沟沟河;穿的烂筋筋,吃的洋芋坨;烤的转转火,包的棕裹脚;烧的兰花烟, 睡的包谷壳。

  三、歇后语

  长店坊的桂花糕--有明糖(堂)  温汤井的盐水--扯得很

  临江市的高梁--一套温(实)    城墙上的麻雀--吓大了胆的

  衙背后涨水--街(该)背湿(时) 茅坑里的石头--又臭又硬

  带彭门的汤圆--吃也怄气,不吃也怄气  大池山的熟米--碓(对)打(了)

  城隍庙的鼓槌--一对

  第三节  民歌

  清乾隆《开县志》记:“俗重田神,渔樵耕牧,好唱竹枝歌”。清咸丰《开县志》载:“《寰宇记》:开州风俗……男女皆唱竹枝。”竹枝歌是下川东民歌的总称,从以上记载可见开县民歌源远流长。开县民间樵夫牧音多会唱山歌,且常用《盘歌》互相问答,山间此起彼应,音韵优美;农民在薅秧、薅草的农忙季节为了提高劳动效率,常聘请民间歌手打薅草锣鼓助兴;开县抬工号子更为有名,曾出席四川省文艺调演演出,春节时全县城乡都时兴玩采莲船、打莲厢。开县大发5分11选5文化馆曾多次搜集民歌,1983年印成《开县民歌集在》,收录176首。

  第五章  社会主义新人新事

  解放后,清匪、反霸、镇反、土地改革等政治运动,猛烈冲击种种恶风陋习,扫荡旧社会的残渣余孽,社会和人的精神面貌都为之大变。50年代社会主义新风尚基本形成,诚实劳动、节俭朴素,平等待人,尊老恤幼都蔚然成风;社会汉字状况良好,不少地方真个是道不拾遗,夜不闭户。大跃进运动中尽管人民生活极度困难,大多数人仍然宁愿挨饿也不偷不盗。大发5分11选5文化大革命的恶浪破坏了社会主义的道德观念,宣扬打、砸、抢是革命行动,社会风气一反常态,旧社会的各种丑恶风习迅速复萌蔓延。1979年,群众中又自发兴起“学雷锋”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。1982年中央发出开展“五讲四美”活动以后,把每年3月定为“全民文明礼貌月”,精神文明建设更加有领导、有计划地在全县开展起来。

  第一节  舍身为公  舍己救人

  1956年7月万开公路修筑过程中,54公里跨越黑泥沟处正在修建石拱桥,一日夜间突降暴雨,山洪猛至,建桥所用木拱架被冲垮,木料被全部冲走,当时守护在工地的赵丕全等2位民工,奋不顾身跳入水中抢救木料,最后,因体力不支,两人均被洪水吞没而牺牲。为纪念两位舍身为公的民工,筑路指挥部为此桥命名为“双烈桥”。

  1982年7月16日,南门公社遭受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暴雨,上午9点钟,南门场的河面,洪水已涨到700多米宽,波涛汹涌,渡船停开,场上1000多名群众被洪水围困,齐声呼救。在此危难关头,公社党委副书记杨德清和共产党员王立都,不顾生命危险,驾舟劈浪到对岸,和地、县派来的抢险队一起,把围困群众一船一船地救了出来。公社武装部长徐友忠的家门已被洪水淹没,当他看到南心村二组的250名社员被洪水围困无法脱身时,毅然置家庭安危于不顾,带领船工同洪水搏斗了3个小时,把受围困群众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带。他还没喘过气来,忽听到八组有不少人站在屋顶上高呼“救命”,又立即带领船工,将13名社员接到船上。时至下午3点钟,还有34名社员被洪水围困在南门食品组楼上。刘启忠、杨德清、谭仕荣和徐友太等5人,立即驾船前往营救。他们站在水中手拉着手,让灾民从肩上踩过上船,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紧张奋战,使34名社员全部脱险。公社党委一班人和广大干部、群众一起战斗,直到晚上10点钟,终于把被洪水围困的1000多群众全部救了出来。

  渠口乡向阳村农民何祖敏附近有一条溪沟,是本村学生上学的必经之路。但由于没有桥,一遇大雨,溪水猛涨,学生们过河十分危险。何祖敏从18岁开始,每逢涨水,就义务背学生过河,整整坚持了18年。1985年7月5日早晨,溪水暴涨,何祖敏在送小学生何公培过河时,脚踩石头一滑,头栽在水里,被激流推下了几丈高的悬岩,跌成重伤,经抢救无效,不幸献身。渠口乡的干部、教师、学生和家长,无不悲痛万分,乡政府号召全乡人民向他学习。

  第二节  热心公益事业  修桥补路

  白水乡黄金沟农民石工龙斯文,鉴于溪上无桥,山洪暴发常冲走过路行人,已死亡10余人,龙斯文的哥哥也是被溪水冲走的。1980年6月他向附近群众倡议农闲修桥,并出面募集资金,首先在一次冲走8个小学生的大河沟湾建成一坐长7米的石拱桥,取名“救济桥”。以后,他又继续发动群众出工和募捐钱粮,修成了莲花桥(长30米,单拱大跨20米)、群里桥(长18米)、双河桥(长38米,两孔)。他又联合龙水村农民谭成树、谭成禄,白水乡农民谭孝成、龙成金等人,发动群众修建由三合乡农兴村至四合乡朝阳村长达6.5公里的石板大路,被命名为黄金大道。

  白水乡白水村农民杜芒锡募集资金、劳力,于1984年修成三合场至龙兴村石板路一条。

  金山乡农民陈景国、陈光银、万本均等募集资金、劳力,于1985年改建闪峰岩至卡子的石板路2.7公里,并带动全乡群众共同修路,共4条,长6公里。

  齐力乡义和、修文、镜岩3村农民集资2万元和献工投劳修成长31米石拱桥一座。

  修文村农民杨义科父子3人出资投劳修建石板大路200米。麻柳乡以“民办公助”的形式集资投劳修建一座长75米的石拱桥,承包工程石工廖昌荣捐款2000元、106岁老人陈可香和80岁老人殷国玉各捐款10元,古稀老人徐开科捐款100元。

  龙茶乡龙井村退休煤矿工人黎辉良一贯热心修桥补路,从1953-1972年的19年间,以工资和妻子养猪收入,在赶场岭、九道拐等处,建起石平桥8座。

  龙茶乡七一村专业户廖谋勉捐款人民币480多元,并与儿子一起动手修一座石桥,解决了4个乡的行人和学生过河难的问题。

  紫水乡紫水村烈属、加工专业户廖谋佑,1984年3月,将儿子廖百勇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牺牲后所得的抚恤费500元,全部捐献给龙茶乡修建七一大桥。

  第三节  忠于职守  不计名利

  开县邮电局工人江德芳从1951年担任开县至城口县(1961年后改为大进镇至白泉乡)步班邮运员以来,28年如一日,长期高山峡谷里跋山涉水,行程达50万公里,相当绕行地球12圈,被誉为“巴山鸿雁”。1978年四川省人民政府授予他劳动模范称号。长途话务员郭英,为了精通业务,下班不休息,练书写,背号码,走访用户,征求意见。1985年1月-9月,她共接电话近3万个,未发生过一次差错,有效率都在93%以上,最高一次达到98.21%。电报投递员韩小林,为投递一份人、地名不清的电报,跑遍了整个汉丰镇,终于找以了收报人。

  汉丰镇清洁工徐心军,“为了干净三万人,不怕自己一身脏。”1982年以来,不但节假日没有休息,而且从未请过病假、事假,结婚之日仍然坚持运定垃圾。

  原开县交通局副局长朱大伦,1981年1月离休以后,仍然为改善山区交通运输而忘我工作。1981年7月2日,新修的开城公路在开县境内的一段百多米的路面被洪水冲毁,老朱不顾年过花甲,主动带领技术人员和民工前去抢修。他不畏艰苦,在高山坟地搭起草棚作指挥部,不顾个人安危,带领民工爬上悬岩,在16米高的峭壁上打眼放炮;因过度劳累,肾炎病发,不得已住院治疗,他不等病愈就返回了工地;他老伴拉他回家休息,他说:“不修好开城公路,我决不回家!”在他的带领下,经过一百个昼夜的激战,终于把冲毁的路段修好了。1984年5月,县里决定修一条3里多长的煤矿公路,要求3个月完成,朱大伦二话没说,又立即奔赴新工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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